访谈 |周靖-普莱斯教授访谈：全局实用主义和表征主义的限度

访谈概述

普莱斯（Huw Price）现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罗素讲席教授，其提出的全局实用主义、全局表达主义、反对大写的表征主义、区分内表征与外表征等重要思想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次访谈主要围绕他与布莱克伯恩、布兰顿、麦克道威尔以及罗蒂等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关联与差别来讨论他的全局表达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相关思想。普莱斯的核心思想在于，否认存在外在的可供表征的对象，认为语言表达的范围已经是世界的全部范围，从而将表达的范围从与自然世界相对的局部世界全局化为全部世界。　

本访谈由杜威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周靖所做，原文已发表于《哲学分析》2019 年第 1 期。

周靖: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自古典实用主义时代以来，人们一直在拒斥大写的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但在对《表达主义、实用主义和表征主义》（Expressivism, Pragmatism andRepresentationalism）一书的简介中，你这样写到，“实用主义者在哲学传统中一直是表征主义的敌人，但他们是自然主义的友人，这里的自然主义指的是休谟和尼采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你在说休谟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时，你指的是哪种自然主义？此外，在著名的文章“无表征主义的自然主义”[1]中，你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哲学自然主义”（philosophical naturalism）。这两种自然主义有什么不同？

普莱斯：当我说休谟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时，我意指的只是我们人类是自然生物，我们的思想和语言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这里的自然世界是科学探究的对象。在“无表征主义的自然主义”一文的开篇，我从“哲学自然主义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开始，所以，我进一步向后思考了如果哲学家称自己是一名自然主义者会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我接着论述了两种可能性。其中一种可能性——我称之为主观自然主义——是休谟意义上。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许多自称为自然主义者的哲学家们实际拥有的，这里的想法是，所有的东西都存在于自然之中。所以，这是一种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论题。但主观自然主义是休谟式的论题，它是关于我们人类的。该论题是，我们是自然生物，我们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超出你所提问的两种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来说，实际上，这两种自然主义对应于关于我们自身的科学信念，以及关于形而上的对象的哲学信念。

周靖：我知道你也从事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且你认为对象是可为科学所探究的。当我在读古典实用主义者的著作，例如杜威的著作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他们的确在休谟的意义上谈论自然主义。但是，或许他们（例如皮尔士和杜威）也更加强调外在于那里的（out there）自然世界（或许可以用你所说的“客观自然主义”来表示这里所说的自然世界）与主观自然之间的连续性。顺便问一下，你关注米丽肯（Ruth Millikan）的工作么，我在你的著作中很少看到你谈及她？

普莱斯：读了一些。

周靖：米丽肯认为，我们仍需对自然世界负责的。米丽肯所谓的“自然世界”与你所说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意思么？

普莱斯：嗯……我会说米丽肯的兴趣在于客观自然主义。她的工作基于这样的设想，即所有存在物都是科学所描绘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米丽肯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她犯了我所谓的对语言进行单轨理解（singletrack conception of language）的错误。她的思路是，语言发展自动物层面，源自它们对自然环境的表征（representing）。我的观点是，我们对之进行表征的对象应该是精致化的外表征。在我看来，语言的许多部分不是外表征的，而是内表征的，因为我们所谈论的许多事物，例如数字、道德属性等，都只是语言的一部分。

周靖：这也是你“配对隐喻”中所揭示的，语言的陈述和自然对象不配对的情况，似乎陈述的内容总是对于自然对象，两者在基数上是不配对的。

普莱斯：是的！我认为这个隐喻可以揭示出许多人——包括米丽肯——所犯的错误。人类语言的某些部分，例如音调，是适用于动物的，但试图从这部分语言推导出整个人类语言则是不合宜的。

周靖：我明白了。下一个相关的问题。你知道罗蒂和布兰顿把塞拉斯的追随者分为左、右两翼。右翼的追随者把语句的意义当作起点，并在理由或规范的空间内从事其哲学工作；而另一翼的追随者，例如米丽肯、罗森博格（Milton J. Rosenberg）和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认为我们隐在地对某种科学自然主义做出了承诺，认为科学图型（scientific image）应该对显像图型（manifest image）[2]负责。你在这幅图景中占怎样的位置？

普莱斯：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想对右翼略作不同的描述。我会说右翼追随者是那些严肃对待如下思想的人，即将语言理解为图画（picturing）。我可能是处在左、右两翼的中间，因为我对他们都不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左翼的追随者不想考虑右翼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塞拉斯犯下的一个错误——但我们不该这么做。我认为这也是米丽肯犯下的一个错，她认为塞拉斯告知我们的是，科学的内核是语言恰当的形式。但是，情况不是这样的。科学的内核只对一小部分语言来说是合宜的。因此，我认为我是处在这两个思潮的中间的位置上。

周靖：根据布兰顿的理解，麦克道威尔属于他所在的右翼阵营。但在我看来，麦克道威尔也是处在这两个阵营的中间位置上。大部分时候，布兰顿视麦克道威尔为自己的同盟，但麦克道威尔似乎认为自己与布兰顿有许多不同。我把麦克道威尔理解为一种“本体论的表达主义者”，即认为融合了理性自发性和感性接受性的经验是对“是者是其所是”中的“是者”的表达，其中“其所是”的“是”不是谓词，而是动词。至于“是者”究竟是什么，麦克道威尔对其采取了寂静主义者的态度。我不知道在此意义上理解的表达主义与你的表达主义版本是否有什么关系？

普莱斯：可能有关系吧。我觉得麦克道威尔和表达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我想到了在麦克道威尔、布莱克伯恩和莱特（Crispin Wright）曾合作过。他们都是同一时期的哲学家。我记得大概三、四十年前，布莱克伯恩试图说服麦克道威尔，让后者认为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们的不同仅在于，麦克道威尔忽视了布莱克伯恩试图严肃对待之的问题，即表达主义的问题。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大概七年前在我离开悉尼大学的时候，我们为麦克道威尔的来访组织了一次会议。因此我写了一篇会议文章，名字叫“漫步与悄然地走向哲学安宁。”[3]麦克道威尔经常说，像维特根斯坦一样，他想给哲学以安宁。他认为他所做的是诊疗工作。我认为他不喜欢表达主义的一个原因是，他一直认为表达主义者采取的是侧视视角，因而认为它是不可接受的。侧视视角是某种形而上的视角，认为我们可以站在语言之外，将语言同世界相比照。但是，就我们正做的事情来说，还有一种休谟式的视角，我认为麦克道威尔应当认为休谟式的视角是可接受的。

周靖：我的下一个问题与你和罗蒂的关系有关，在我看来，你和罗蒂之间尽管有诸多共有的观点，但存在着重要的差别。罗蒂哲学中，世界是完全失落的，基于这个观点，就“真”、“表征”这类概念而言，罗蒂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些关于其日常用法的解释。因此，在没有外在的事物可与之对照的意义上，表达式（expressions）在罗蒂那里没有真值。但是——如果我对你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你认为，我们仍有资格说某个表达式是真的或假的，其方式是通过判断它是否再现（represent）了事物所起到的作用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有关于表达式的多种功能或不同用法上的解释，我们只能在社会规范的范围内谈论表达式。我的理解是正确的么？

普莱斯：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里牵涉到了许多问题。我觉得你这里提到了罗蒂观点中的某种不稳定性。至少在某些时候，罗蒂会说自己是一名关于真之紧缩论者，就如兰姆赛关于真之简化论（reductionistview about truth）的观点。如果这就是你所想的观点，那么说相关的表达式有着真值是可以轻易做出的判断，因为真之概念是如此无足轻重（light）。所以，如果你是个紧缩论者，那么表达式是否有真值这个问题便不是个难题了。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你仅需查看语言，语言就会告知你答案。

    而我认为罗蒂错失的一个要点是，我们需要就关于表征的那种紧缩论的概念（我称之为内表征的概念）与另外一种我称之为外表征的概念之间做出区分。这种区分能够在语言的各个部分起到不同的作用上起到实用的作用。

周靖：但根据你的理解，内表征和外表征之间不存在实质的差别，因为外表征只是我们语言中一个特殊的部分；根据你的这一观点，我们也可以说，外表征是内表征的一种特殊情形。

普莱斯：的确是这样的。但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表征做出区分……嗯，我们咱先关注罗蒂吧。在某种程度上，罗蒂重要的思想之一是，我们所具有的真之概念是如下思想的遗产，即人类语言应该对某种我们之外的事物负责。他认为我们应该拒斥这个思想。在如下意义上我不同意的他的观点：我们可以向内地解释为什么真之概念有着似乎能够包含超越于我们自身的标准（standard）的某种特征。关键地是需要关注到，内在的语言游戏，即布兰顿所说的“给出和索取理由”的游戏。这种游戏所具有的关键规范之一是，游戏参与者的确有着超出其自身的标准。没人能够保证他们自己是游戏的赢家，因为玩这种游戏的规则之一便是，永远承认另一个游戏玩家可能会携来一个推理步骤（a move），这个推理会让你认识到你失败了，这种确认是超出你自身之外的。从玩这种游戏的某个人的视角看，游戏规则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超出于个体玩家的，这个标准使得这个游戏成为一个语言游戏。当你认为你们已经达成一致时，你会停止这个游戏；当某个其他人来对你提出挑战说，“不，不，你说的不是真的。”他告诉你，你误解了这个外在的标准。但是，外在的标准这个概念是内在于这个游戏之中的！我们发明了这个游戏。

    我认为罗蒂错失的最为关键的一个要点是，我们为自己创造的那种观念或神话。它们对于我们的交流实践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不能把它们抛在一边，因为抛在一边的话，我们就不能玩给出和索取理由的游戏了。但是，这其中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因为一旦我们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便不需要形而上学家们来告知我们，“真”（truth）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内部做出解释，获得关于真之显像图型，并且，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不需要关于真之科学图型。故而，我认为这是我与罗蒂之间的关键不同。我写过的一篇相关文章叫作“真作为合宜的摩擦”。[4]

周靖：我读过这篇文章，非常有趣。你觉得这篇文章特别重要的地方在哪？

普莱斯：我推荐这篇文章，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方面，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我与罗蒂的分歧之处。另一方面，它还告知我们，我与布兰顿的不同之处。布兰顿同意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我初识布兰顿是在于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把这篇文章给了他，后来他告诉我，这篇文章让他意识到了他先前没有关注到的东西。他认为我的想法同他在黑格尔哲学中发现的思想有关，而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指的是黑格尔思想实际上是以休谟的方式来理解外在的立场（notion of external stand）。而实现这种外在的立场，对布兰顿所说的给出和索取理由的游戏来说，至关重要。

周靖：让我们也把布莱克伯恩加入我们的讨论吧。在我看来，布莱克伯恩竭力想避免，我们对于某种形而上的外在对象过于自信，但他仍然认为，形而上学有助于我们的实践。就我的理解来说，布莱克伯恩、布兰顿以及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都认为世界的客观性是成功交流的前提。就此而言，您对布莱克伯恩怎么看？

普莱斯：布莱克伯恩对我的思想有个回应，[5]在这篇回应里，我觉得他认为形而上学和科学比我所认为的，要更具连续性。我认为，许多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是令人困惑的，因为这些问题建基在同样让人困惑的表征概念之上。布莱克伯恩认为，存在着一种日常的科学的表征概念，这种概念能够胜任这里的工作。如果你有了这种概念，那么形而上学便就是科学了。但我不大理解你这里的问题。

周靖：或许，我该换种提问方式。你与布莱克伯恩、布兰顿共享有许多共同观点，难题便在于理解你们之间的差别。这里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你们三人都不同意“存在一个超验的外在世界”这个观点，但有时候我觉得布兰顿仍然隐在地对形而上学做出了承诺，并试图重构表征主义。是否存在一个外在的世界，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透过内在的视角来谈及超验的世界。在我看来，形而上学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的连续性是偶然的，同时也一直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

普莱斯：我这里想说两点。一点是，布莱克伯恩最近写了篇文章，很快就会出版。这篇文章基于我和米萨克（Cheryl Misak）两、三年前在伦敦组织的一次会议的会议稿。文集的名字叫做“实践转向：英国二十世纪悠长岁月中的实用主义”（The Practical Turn:Pragmatism in Britain in the Long TwentiethCentury）。在这篇文章中，布莱克伯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全局表达主义了。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不同非常小。

    但是，我们之间有个不同，这点不同凸显了对外在于我们自身的某种东西的应答性（answerability）。所以，我认为应答性这一概念是使我们分道扬镳的概念之一，因为我们混淆了科学的应答性概念（这是外表征的那种概念）和某种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应答性，这种应答性同我们为自己所创造的关于真之种种规范有关（这种则是内表征的那种概念）。

周靖：好的，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区分开内表征和外表征。

普莱斯：是啊，的确。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区分，许多问题都会被搞混。

周靖：当我初次读到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时，我感到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某些其他问题。有人可能会把外表征误解为外在于世界中的对象，但外表征只是内表征的一种特殊形式。

普莱斯：是的，外表征就像我们用科学语汇说出的内表征。

周靖：而科学语汇也是人类语言的一部分。

普莱斯：如果我想强调外表征，我会这样说，存在一些外表征，它们不是内表征，但它们也不是非语言的一类事物。你知道在动物大脑中的那些外表征状态不是语言性的。我认为，我们需要注意到米丽肯怎样从塞拉斯那里得到她的观点的。塞拉斯谈及了我们可用的表征与动物表征之间的相似性，但他所思考的是事实性的表征。我觉得，米丽肯做的所有事情都在使之一般化上有些过分了（generalizes it far too much）。认识到这（即从生物性的东西中推导出全部语言性的东西）不是关于语言的全部故事，这一点很重要。

周靖：你能就区分内表征和外表征的必要性多说一些么？我觉得你有更多的话要说。

普莱斯：好的。我们分几种情况来说说明。[6]在第一种情形中，有一只青蛙在吃一只苍蝇。关键的地方在于，米丽肯会说，苍蝇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苍蝇的脑中必须有一种具体的状态，而这种状态能够追踪到那里有一只苍蝇。这是一种外表征。接着，第二种情形中，例如有一个人说出了“苍蝇”这个词。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词可用于做同样的事情，即帮助有机体追踪环境中的内容。接下来，在第三种情形有人说了“好”。但是，“好”这个词的作用不再是追随物理环境中的内容了，它是一种内表征，而不是外表征。我的论点是，第二种情形中的外表征仍然是语言的一部分，是给出和索取理由的游戏的一部分。我们能谈论是第二和第三种情形中的表征,但并不是所有的外表征都是内表征，例如，第一种情况中的外表征就不是一类内表征。这便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区分开这两种表征，因为它们有重叠之处。它们不是相同的。

周靖： 谢谢，我更了解你的想法了！我之前有时候会认为，你强调外表征的原因在于，想要给科学语汇以优先性。

普莱斯：不，实际上我想做的是塞拉斯想要做的事情。塞拉斯试图区分真之两种内涵。我认为，他实际上做所的就是我所做的划分，因为他所持有的真之概念是他称之为主观可断言性的概念。塞拉斯会说，主观可断言性适用于内表征，即第二和第三种情形中所谈及的表征。但是，对塞拉斯来说，还存在另一种真之概念，即“基本的事实性的真之概念”，这是一种图像式（picturing）的概念，这种概念也适用于外表征。我认为塞拉斯想做的是，强调第一和第二种情形所谈及的表征之间的连续性。

周靖：所以，许多问题的缘起在于人们混淆了前两种情形中的表征之间的区别。我们只能合理地强调第二和第三种情形中的表征之间的连续性，而不是第一种情形和后两种情形中的表征之间的连续性。米丽肯太过强调第一种情形中的表征起到的作用，布兰顿则太过关于第三种情形中的表征了。

普莱斯：是的，非常正确！这种总结非常好。

周靖：塞拉斯也区分了显像图型和科学图型。你认为显像图型的位置在哪呢？

普莱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同我和布莱克伯恩是否有实质的差别有关。在某些方面，布莱克伯恩似乎认为，当我们获得科学语言时，表达主义便不再有什么工作可做了。但布莱克伯恩所做的工作是我们这里需要的（关于第三种情形的）表达主义，因为我们需要表达主义来叙说道德话语的功能。但他认为我们在第二种情形中不需要表达主义，因为这种情形中没有什么能够与关于伦理词项的表达主义叙事相对应。我认为，这大致是布莱克伯恩心中所考虑的区分。

    在这一点上，布莱克伯恩和塞拉斯相似，他们都认为第二和第三种情形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我不认为塞拉斯会愿意将第一种情形放置在科学图型之中，所以，我觉得最接近塞拉斯是将显像图型放置在第二种情形中，将科学图型理解为第三种情形内的事务。

    然而，我认为，语言的所有部分都能起到表达主义的工作。表达主义者所具有的一些洞见能够运用于语言的所有部分。我这么说至少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关于真之内表征的概念所具有的功能的洞见——即真之概念能为我们做什么的洞见——也是一种表达主义的洞见。这是我们在后两种情形中都需要的洞见。这是认为表达主义同样适用于第二种情形的一个理由。

    另一个不同的理由源自我对遵守规则的思考。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概念都依赖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大部分时候都这有着以相同的方式对事物做出概括的倾向。关于遵守规则的讨论突出了维特根斯坦式的思想，即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在未来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运用某一词项。用苍蝇的例子来解释说，训练我们使用苍蝇这一语词的人们会为我们展现许多例子，例如“这是一只苍蝇，那不是一只苍蝇……”但受训于同样的例子，仍可能有另外的一个人来告诉我们，他不认为我们视为苍蝇的是一只苍蝇。这里并没有对和错的问题，我们只是有着做出不同概括的倾向。基于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认为表达主义式的情形和非表达主义式的情形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塞拉斯所说的科学图型和显像图型之间也不存在截然的分裂，它们只是不同程度上的问题。

周靖：好的，谢谢你的解释。让我来对你的全局表达主义做个简单的总结吧。大抵来说，全局表达主义有如下内涵：它是一种表达主义，因为，在消极的意义上，不存在外在于世界中的大写的表征可被谈论；在积极的意义上，我们语言所表达出的东西已经是世界全部的范围了；它之所是全局的，乃是因你把布莱克伯恩的准实在论版本一路推至科学的语汇。

普莱斯：对的。

周靖：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是“未来智能莱弗休姆中心”（Leverhulme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的主任以及“生存风险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的创始人之一，你的实用主义研究与人工智能研究之间有什么关联？

普莱斯：我在中心的工作实际上不是“智力性”的，而是“事务性”的。我的工作是将一些人召集起来，以便能够成事。我的哲学兴趣和在中心的工作没有太多的重叠。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有些采访我的记者也会期待听到我谈谈我的哲学与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之间有什么联系。但联系真的不大啊……我喜爱做“学术引擎”（academic engineering）式的工作，把一些人聚在一起做有用的工作。我在悉尼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那时我们有“时间中心”（Center for Time）。现在我在剑桥大学工作，这给了另一个做这种事的好机会，你知道剑桥有许多才华卓著的人，但他们彼此间联系很少。通过建立联系，可以创造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与实用主义相关的另一点是，有些人或许会怀疑“未来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这种想法。他们可能会说，你看啊，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什么，何谈一个研究其未来的中心呢？我会回答说，呃，我是一名实用主义者，我对智能的思考不是关于它是什么，而是它能在实践的意义上做什么。我们仅需考察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其他智能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们便会发现拥有“智力”便会拥有很大的优势。一个生物体越聪明，它便越能控制环境。这是一个实践上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的思虑重新表述为关于机器所具有的实践能力的思虑。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不必总是在理论上来谈论事情，实用主义者关注的是实际的事务！

周靖：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回答，我的全部问题都问完了，谢谢！

[1] See Huw Price, “Naturalism WithoutRepresentationalism.” In Naturalismwithout Mirro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84-199.

[2] See Wilfrid Sellars, “Philosophy and thescientific image of man.” In Kevin Scharp and Robert Brandom (Eds.), In theSpace of Reasons: Selected Essays of Wilfrid Sellars.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7.

[3]See Huw Price,“Idling and sidling toward philosophical peace.” In Steven Gross, NicholasTebben, and Michael Williams (Eds.), Meaning Without Representation:Essays on Truth, Expression, Normativity, and Naturalism (OUP, 2015),307—330.

[4] See Huw Price, "Truth as convenientfrictio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0.4 (2003):167-190.

[5] See Simon Blackburn, “Pragmatism: All orsome”, in Price H, Blackburn S, Brandom R, et al. Expressivism, pragmatism and representationalism.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13.

[6]普莱斯此时实际上向我画了一张图表，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我用文字的形式转述该图表——周靖注。